每經記者｜楊棄非  余蕊均    每經編輯｜劉艷美

圖片來源：每經記者 余蕊均 攝

端午假期來臨，露營又雙叒叕霸占C位。

飛豬6月1日發布數據顯示，近一周端午露營預訂量環比上一周增長超4倍。同程旅行近期發布的端午消費數據也顯示，露營旅游搜索熱度較去年同期上漲超200％。

各個城市也在推波助瀾。比如，廣州、成都專門在市內公園、綠道劃定帳篷區，對露營加以引導并提供配套服務；南京、無錫、東莞等則以節假日名義打造露營節，希望以此帶動更多旅游消費。

從2022年春天開始，城市露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走進大眾視野，也吸引眾多嗅覺敏銳的人“風口掘金”。不愿錯過商機的入局者們迅速找場地、添裝備，開門迎客。

這是全然不同于以往翻山越嶺、荒野求生式的露營體驗。

在運營者眼中，城市露營是一種追求舒適和品質的露營方式，十多年前率先在美國、日本掀起熱潮，催生出以高端裝備、Ins風擺件和能出片的風景為主要元素的精致露營，并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率先俘獲一批擁躉。

更重要的是，它使困在城市的人，找到了一種便捷的方式“鏈接”自然。大量城市居民得以踏入草坪，“安營扎寨”；那些從小生活在城市中的Z世代，得以補上教室里缺失的“自然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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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露營本地化、大眾化進程中，形形色色的碰撞也難以避免：新手大規模“占領”公園綠地，缺乏基本的規則意識，商業營地野蠻生長……這場在高樓林立間發生的“新試驗”，還處于一個“混沌”階段。

歡迎進入這個參差的露營世界。

被泛化的露營

智杰是一名資深攝影師， 這幾個小長假他都選擇了在家“躺平”。但在20年前，他幾乎每個月都會和發燒友們前往川西尋找美景。對他而言，露營是戶外攝影的“衍生品”，是不得不在山頂林間過夜時，“為了生存”的做法。

在他眼里，露營是純粹的。每次上山拍攝，他都會專門請當地村民帶路，選好風向扎營，挖好排水溝更屬于基本技能。同行者之間也有明確分工。比如智杰就主要負責體力勞動，“氣墊只能手打，不像現在可以自動充氣。”

“輕便”是那一屆戶外愛好者對露營裝備最樸素的要求，當時的裝備也未到國產替代的階段，貴是真的貴。智杰通過做外貿的朋友買到一頂雪峰（Snow Peak）帳篷，花了兩個月工資，“但也沒辦法，帳篷一定要防風防雨性能好的，才能保護自己、保護（攝影）設備。”

這種“純粹”露營當然是伴隨風險的。一位朋友在獨自前往川西時不幸遭遇事故，自那之后，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停了下來。

今天人們熱議的“露營”，已經不太一樣——它被賦予了更多休閑意味，不僅地點更近、更安全，方式也更風格化，投射著一個人的喜好，生活方式甚至經濟實力，專不專業反倒不那么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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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帶著兒子進入營地的李潔，直到今年春天才“入坑”。她以前在中國香港生活，常常徒步，從未真正露營過。“入坑”以后，她的露營頻率變成了“每周都去”。

上周六，李潔拉著滿滿一車裝備，開始又一次露營。先是熟練地在營地入口處核銷預訂信息，和兒子一起戴上棕色腕帶，又跑到小山丘上眺望，挑選一個“最佳位置”——繞過山丘，斜坡處、大樹下，臨湖，再把天幕、帳篷、移動廚房，小到錘子、營釘等“基建套裝”準備好。最后，在朋友們不得要領卻又不遺余力的“幫助”，以及七嘴八舌的“指揮”下，她花了兩倍時間才讓一切就緒。

“媽媽，為什么你一個人搭帳篷都沒這么費勁？” 兒子在一旁發問，逗樂了眾人。李潔只好說，“這個活（搭帳篷）不適合幫忙。”

指導搭帳篷，是當下城市營地服務的第一步，因為相當大比例自帶裝備的客人都是“小白”。而對量更大、面更廣的“零經驗黨”來說，“拎包入座”的露營方式更加友好——坐在布置好的營位下就可享受自然，微風拂面，吃飯聊天。

至于過夜這件事，更已不是必選。城市營地、公園河邊，到處都是“日歸黨”撐起的帳篷。甚至連帳篷也不再必需，支起一方六角形天幕，拉開蛋卷桌，坐在月亮椅上，再煮上一杯咖啡，就已達成儀式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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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‘假露營真野炊’這個提法更準確。”正在糾結周末下雨是否影響露營的米娜說。在她的認知中，“露營”已被泛化成一件具有強社交屬性的活動——要不是家人生日，她也不會湊這個熱鬧。

就在糾結的當口，營地打來電話說，最近的周末已全部定完。

營地“劃分陣營”

事實上，露營作為一種“舶來品”，在國外已演化上百年。

和早期追求“荒野感”的BC露營（Bush Craft）不同，2005年，“精致露營”（Glamping）在英國誕生，倡導睡得舒服、吃得精致的新興戶外休閑方式隨即在美國、日本等地大受追捧。2016年，這個由“Glamorous”加“Camping”組成的新詞被收入《牛津英語詞典》。大約兩年前，精致露營的概念在國內各大城市落地，所謂“精致露營元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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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營地“丸露營”2020年開業，主理人譚天更愿意用“Urban Outdoor”來解析今天的“戶外”——走出家門、走出辦公室門，就來到了戶外。在他眼中，泛戶外是現代都市人的一種強需求。

這種強需求使得“露營”標簽被泛化。在整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時，沒有人愿意錯過掙錢的機會。商家們幾乎是“傾巢出動”，第三方平臺隨手一搜，咖啡廳得搭上“露營風”以便拍照，烤肉店得推出“露營套餐”有利檢索。正是這種“誰都可以參與”的氛圍，催生了這一輪現象級露營熱。

和其他突然走進大眾生活的休閑項目一樣，露營經營談不上有真正的“鄙視鏈”，但確實存在理念上的分別。粗略觀察，進入精致露營領域的大致分為兩類，一類是玩情懷的，想把正宗的露營文化推廣開來，愿意投入大量金錢、時間、精力在氛圍營造上，一類是踩著點來掙錢的，“露營就是火了，用不著談論意義”。

“天際線自然營地”主理人徐亮屬于前者。他的精致露營啟蒙源自日本。徐亮從小酷愛戶外運動，原本經營著一家房車營地。2015年第一次接觸日本露營文化，結果大受震撼。

“為什么一頂天幕會賣到2萬塊？一把椅子要1600元？”徐亮這才明白，精致露營對裝備要求非常高，和自己過去以為的“背個小帳篷、搭個地墊就好”完全不是一個概念。

他當即購置了大量裝備帶回所在城市，并從房車會員的“小圈”跨入城市露營這個“大圈”，與大眾分享這些“有意思的東西”。在他的200畝營地里，一頂帳篷價值16萬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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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一家“微光營地”負責人則屬于后者，既不是露營達人，也沒有強烈的戶外教育輸出意愿，僅僅是憑借商人的感知力，精準地抓住了市場需求——這條賽道的底層邏輯是主力消費客群變化帶來的近郊游趨勢。

“微光營地”對準的是新手客群。體驗一次露營，只需付34元/人的場地費，即可進場租設備，168元包含一頂牧高笛的天幕加一張蛋卷桌和三把椅子，如果過夜，只需要另補60元加一頂帳篷。在扎堆的商業營地中，價格“親民”。

營地負責人也并不避諱設備全為國產產品，他認為這既能降低運營成本，也避免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。“面向玩家是掙不到錢的。”在其經營邏輯中，高端玩家在哪兒都是少數，尤其在大眾化剛開始階段，在一個“金字塔”型結構中，需求最簡單的人永遠是最多的。

規則養成中

還沒來得及真正普及，國內營地就已開“卷”。但眼下的情況是，營地質量參差，體驗感差異巨大。反過來，多數消費者的習慣也還在養成中，并不在意所謂的純粹、規則，以及其所蘊含的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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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營愛好者林蕓對比說，在北歐，成熟的營地有接入性飲用水、用水用電一應俱全，方便、人性化，國內的營地更像是為了讓人“放風”而設置的簡易場地，軟硬件設施“根本沒法比”。

同樣，北歐露營者看重通過露營獲得感觀體驗，獨自露營者并不少見。國內城市露營新玩家的“爽點”則在于逃離日常、轉變生活方式，以及借露營之機完成社交。人們透過露營實現了沉浸式休閑與體驗式消費，但大多是“一錘子買賣”。

徐亮的營地目前就不提供裝備租賃服務，因為大部分租設備的玩家都是新手，如果弄壞了一頂天幕要賠好幾萬元，對方會不理解。

不少參與者甚至還缺乏基本的規則意識。比如，在營地放飛自我，喝酒、大聲唱歌到凌晨1點等等。

新露營者也很少聽說LNT（Leave no Trace，無痕山林）七大原則，對破壞環境的行為并不在意——有露營者嫌營地垃圾處理區域太遠，隨手點開平臺軟件就下單一只塑料垃圾桶，用后棄之。

“那桌客人剛剛叫我去給他們打一桶冰，我說對不起，請你們自己去小賣部拿。”譚天說，作為配套服務，營地提供這些東西，但營地不是純餐飲機構，“你來野餐，旁邊還站一個服務員，也不叫野餐，對吧？”

這位經營者認為，如果所有營地最后都變成了餐飲機構，“是很可悲的”。

不可否認的是，很多人來體驗露營就是“換個地方吃飯”，或者“換種方式游戲”。如某平臺最近聯合各大營地推出“露營季”活動，第一句話就是“露營是成年人的過家家。”

對許多人而言，免費的公園綠地就已經很“香”了。“五一”期間，各大城市公園長滿帳篷，“一個飛盤甩出去，可以擊中三頂（帳篷）”。

但無論如何，城市露營的出現，總歸是為鋼筋水泥的城市增添了幾分趣味，豐富了人們的戶外生活方式，也對公園綠地提供了功能補充。公園不再空有一張“綠皮”，把人留下來，就有了“靈魂”。

正如城市研究者簡·雅各布斯所描述的，發生了具體使用活動的公園，通常更繁榮、也更受歡迎，而如果公園只作為一種“高雅裝飾物”，拒絕人進入和參與，往往更容易衰敗甚至滋生犯罪。

實際上，譚天說，在日本和澳洲，近郊公園本身就是最好的營地，在澳大利亞珀斯的國王公園，不僅有公共灶臺，大片的樹冠甚至可以遮陽擋雨，儼然最具野趣的天幕。

他甚至認為，公園而非商業營地，才應是露營的主要場所。

戶外“試驗場”

當然，對于新興的城市露營來說，沒有必要照搬規則，本土化本身就是一個重構規則的過程，需要相互教育。對運營者而言，更關注如何找到一種更符合實際的路徑，讓露營這門生意更可持續。

在微光營地，經營者為新手爸媽搭起簡易游樂裝置，方便“遛娃”，又為結伴而來的三五好友裝上具有地方特色的“機麻”。功能疊加下，一個“露營主題公園”的輪廓悄然顯現。

圖片來源：每經記者 余蕊均 攝

在丸露營，孩子們在高樓環抱中感受著從湖面吹來的微風，一邊聽譚天分享“中國戶外達人”徐霞客、李時珍、唐三藏和李白的故事，一邊學習戶外技能，從抓小雞開始。

營地各出奇招，既是“野蠻生長”，也是“百家爭鳴”。“兩年時間鋪得更開了，往后走，露營會固定下來，成為一種生活方式。”一位經營者判斷。

徐亮發現，在更早接觸精致露營文化的上海，露營甚至已細分成為老年人的一種生活必需。告別跳廣場舞、上麻將桌的老年生活，老年“玩家”頻頻走進高端露營裝備店，開口就是行話，沒個十年露營經驗，達不到這種水平。

營地經營者們試圖抓住這個窗口期，讓露營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，畢竟疫情是不確定的，當“催化劑”消失后，城市露營需要切中真正的“要害”。

露營愛好者林靜說，我們80末、90初這代人，從小在城里長大，缺的是對戶外、對大自然的體驗，會愿意為此買單，作為家長，我們也不怕孩子磕著、碰著，反而更希望孩子在戶外釋放天性。

城里人涌入營地，渴望在“人造環境”中尋找自然。在微光營地負責人眼中，這類需求至少還將持續3~5年。

譚天強調，一個“好的城市營地”，除了基本的環保、安全機制，更要扮演好自然教育、戶外生存教育的角色，宛若“橋梁”“中轉站”。

如日本受地震多發等自然災害影響，從小就會培養孩子在野外生存、和自然共存的技能，戶外教育被當作一門“必修課”。美國作家理查德·洛夫曾專門提出“自然缺失癥”的概念，希望喚醒社會對戶外教育的重視。如果在大自然中度過的時間越來越少，將導致兒童出現一系列行為和心理問題。

在國內，城市里的孩子們少有機會親近自然、認識自然。多年的游學從業經驗讓譚天覺察到，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。通過賦予營地鮮明的“親子教育”特色，他的城市營地迅速收獲一批高粘性客人。

在他看來，城市營地的優勢在于通勤成本相對更低，可抵達性更好，同時是一個相對可控的環境。“如果一來就把你帶到荒野、自然中，尤其是女性和孩子，可能會缺乏安全感。” 譚天認為，城市營地可以幫助提供一些學習初步技能的機會，準備好后再出發。

構建“自然觀”

“露營大會”提供了另一種可能。

徐亮回憶，在一個可以容納萬人級規模的營地上，不同段位的愛好者，怎么露營都可以，歐美范、日系風、中國風等各式各樣五花八門，搭建的東西代表了個人風格，也體現了個體對露營的理解。

某種意義上，城市營地就是一種“試驗場”。不同理念在此錯雜交織，目的殊途同歸——在人與自然之間尋找更行之有效的鏈接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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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以來，城市被認為是一種環境形式被另一種“人造”環境所替代的過程，城市與自然“理所當然”站在對立面。

出于對自然和鄉野的呼喚，霍華德在《明日的田園城市》中構想了一種全新的城鄉一體模式，代表鄉村清新樂趣的田野、灌木叢、林地，城市均步行可及。

100多年后的今天，城市仍然在尋找“那扇門”。這些走進營地的人，重新詮釋“露營”本身，由此也打破人與自然的隔閡。

去戶外、去野，更是去構建成熟的“自然觀”。

在研究美國伯克利生態城市發展時，社會學家理查德·瑞吉斯特曾提出疑問，在人類用非自然手段“接管”城市前，上一個管理者是誰？博物學家斯特靈·本納爾給出了一個具有沖擊力的答案：大象。

伯克利曾是一個水草豐茂的林地，大象用碩大的象腿踩出一個個水坑，在找水覓食的過程中撕裂大樹、踐踏出大片空地，這種近乎“破壞式”的做法為林中動物帶來棲息地，創造出更大的物種多樣性。

在《生態城市：重建與自然平衡的城市》一書中，瑞吉斯特反復尋找城市中所存在的“大象”——人類能否像大象一樣，創造出一種更加“自然”的城市？

眼下，那只看不見的“大象”正在走出房間。

（文中智杰、李潔、米娜、林蕓、林靜均為化名）